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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放生源于佛教的戒杀之义。唐乾元年间，朝廷命令天下设置八十所放生池。颜鲁公碑文记载：“环地为池，周天布泽。动植依仁，飞潜受获。”宋天禧年间，王钦若奏请将杭州西湖作为祝圣放生池，郡守王随记录了此事。苏东坡曾上奏说西湖不可废除的原因之一就是放生活动。他的状文中写道：“郡人数万，会于湖上，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。”然而，据《艺文类聚》记载，梁元帝时荆州已有放生亭碑，说明唐以前已有放生之举。《南史》记载梁武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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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古代最初并没有一日分为十二时的概念，《左传》中记载的是一日十时。史传中记录时间多用平旦、日中等词语表示白天，夜半、夜未央等表示夜晚。古人还用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来分夜的五更，称为五夜。《淮南子》则记载一天分为十五时，昼长夜短。自太初改正朔之后，历法更加精确，确定一日为十二时，并用干支纪年。虽然杜预在注《左传》时没有明确提到十二支，但实际上已经采用了十二时制。而民间仍然习惯使用夜半、鸡鸣等词语来表示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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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干支与五行的结合，源于古代术数之学，蕴含着阴阳变化的微妙道理。古人将十天干与五行相对应，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，同时，十二地支的设立，则是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些变化的复杂性。这一理论体系，实质上是河图洛书所蕴含的宇宙精理的具体体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学问逐渐被局限于术数领域，学者们对其关注减少。尽管如此，从三代以来的文献中，我们仍能发现干支配五行思想的痕迹。《管子》中提到的“春以甲乙之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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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墓志铭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。王阮亭在《池北偶谈》中引述了不同的说法，如《事祖广记》认为始于西汉的杜子春，而高承的《事物纪原》则主张起源于比干。然而，《封氏见闻录》中提到青州古冢中的石刻铭文，以及东都殖业坊王戎墓的铭文，表明墓志铭的创作在魏晋时期已经开始。此外，《南史》中齐武帝裴皇后薨时关于立石志的讨论，以及司马温公关于南朝开始有铭志埋墓之事的观点，都进一步证实了墓志起源于魏晋时期的可能性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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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说文解字注》中对“秀”与“才”的解释为：“秀：不荣而实。才：草木之初也。”在此，“秀”本指植物未经华丽开花即结实，比喻人之才华未显而已有成果；“才”则指初生之草木，喻意人的初步才能。在古代文献中，“秀才”最初用以形容那些如优良植株般具备成长潜力与初期才华之人。 追溯至先秦文献《管子·小匡》，“秀才”一词初现，用以描述那些出身质朴、品性端正且展现出未来成为杰出士人潜质的个体，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德才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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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中书令一职，最初由汉武帝设立，起初由宦官担任。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，也曾出任此职。中书令主要负责传达皇帝的诏命。《成帝纪》中提到“罢中书宦官”的记载显示，汉初设有中人谒者令，孝武时期升级为中书谒者令并增设仆射。宣帝时期，弘恭和石显分别任中书官和仆射，元帝时石显接替弘恭成为中书令，掌握大权。成帝听从萧望之的建议，废除了这一官职，改回中谒者令。自那以后直到东汉末年，未再设立中书官职。《后汉书·朱晖传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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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探讨中国古代年号命名的演变过程中，我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现象：自宋代起，开始出现了将两个年号各取一字并称的习惯，如“熙丰”、“乾淳”。这一做法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不仅包括了两帝年号的并称，如“永宣”、“成弘”，还涉及到取下一字的组合，例如“化治”、“庆历”。尽管这种命名方式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争议，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，即民间对于历史时期的记忆和评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并称的做法并非始于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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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古代中国，诗文集的命名和分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。早在《汉艺文志》时期，虽然已有对诗赋等作品的辑录，但尚未以“集”作为书名。晋代荀勖将书籍分为四部，其第四部称为“丁”，宋代王俭在《七志》中设立“文翰”类，也未见使用“集”这一名称。到了梁代，阮孝绪编纂的《七录》中首次出现了“文集录”。随后，《隋经籍志》也将荀况、宋玉等人的作品及诗赋统称为“集”。然而，《经籍志序》指出，“别集”的概念实际上是汉东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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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郑樵在《通志》中指出，牛耕的使用始于赵过。然而，古代的文献显示，牛主要被用于驾车而非耕作。《尚书》中提到“肇牵车牛远服贾”，《易经》中的“服牛乘马”以及《诗经》中的“宛彼牵牛，不以服箱”都表明了牛主要用于拉车或祭祀。例如，《周礼》记载的牛人职责包括供应享牛、膳牛、犒牛和兵车之牛等，但并未提及牛耕。此外，《论语》中提到的长沮、桀溺耦而耕也说明了三代以上时期采用的是人力耕作方式。宋景文在《笔记》中提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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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汉代，所有的士人都会聚集在太学，因为那里设有五经博士，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，有着深厚的学问基础，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士人前来学习。完成学业的人会被授为郎及文学掌故，这些都是由太学来选拔的。其他如郡国推举的孝廉、有道之士，以及辟署掾史、功曹等职位，大多数也是由太学出身的人担任。到了东汉末年，游学的士人数量已经达到了三万余人。而在唐代，唐太宗建立了千三百区的广大学舍，吸引了四方的才子和蛮夷的子弟，总共有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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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秀才这一称谓的历史沿革可以追溯到汉代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其中河南守吴公对贾谊才学的赏识，并召他至门下，标志着秀才一词的诞生。在汉代，秀才主要用以指代才华横溢的学者，并非特定的士子称呼。晋朝时期，秀才开始作为选拔人才的科目出现，据《晋书》记载，例如王接在永宁初年被举为秀才，并向友人表明其目的。到了南北朝和隋朝时期，秀才科的选拔变得尤为重要。据《隋书·杜正玄传》记载，隋朝对秀才选拔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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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史记》中记载了周勃进入北军时，下令士兵袒露左肩或右肩来表明对吕氏或刘氏的支持，这一行为有其历史根据。根据《仪礼》，无论吉凶事都应袒露左肩，只有受刑时才袒露右肩，这是古代的规定。《左传》中提到吴王阖闾入侵楚国时，要求陈怀公表态支持楚或吴，分别通过袒右或左肩表示。《战国策》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一个女子被两家求婚，她的母亲告诉她通过袒露左肩或右肩来选择，而该女子却同时袒露双肩，表示她想享受一家的财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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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荔枝，岭南四大名果之一，凭借其晶莹剔透的果肉和酸甜可口的味道，征服了无数人的味蕾。在炎炎夏日，将冷藏的荔枝剥皮食用，感受那清凉甜润的滋味，正是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写照。古代，荔枝作为珍贵贡品，长期被地方官献给朝廷。但因贮运技术有限，品尝新鲜荔枝成为一件奢侈之事。荔枝的主要产地岭南，自秦汉时期起便开始向中原进贡这种珍奇果品。汉武帝曾尝试在长安种植荔枝，但因气候差异大而失败。为保证荔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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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探讨中国历史中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时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提供了深刻的见解。尤其在三国时期的处理上，《通鉴》沿用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的观点，将曹魏视为汉朝的正统继承者。然而，朱熹在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中首次提出蜀汉作为汉朝献帝的合法继承者。这一观点并非首创，习凿齿在《汉晋春秋》中已表示支持蜀汉作为正统。章俊卿指出，司马光在编写《通鉴》时也深入考虑了正统问题。对于唐朝中宗的例子，朱熹和沈既济均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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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采用了与《左传》相仿的编年体格式，然而，这并不是该体裁的首次运用。在司马光之前，已有多位史家进行了相似的尝试。例如，晋代习凿齿撰写了《汉晋春秋》，刘宋时期的刘允济则续写了《鲁后春秋》，记录从鲁哀公之后的十二世代至战国时期的历史。元魏时期，张始均将陈寿的《魏志》改写为三十卷的编年体著作。 到了唐代，裴光庭携手李融、张琪、司马利宾等人，在弘文馆中辛勤耕耘，他们的著作《续春秋经传》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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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古代中国的史书记载中，对于一年中多次改元的记录方法存在差异，这反映了不同史家对历史事件记录方式的不同理解和选择。主要有两种记录方式：一种是按改元的实际时间顺序记录，即按照每个年号开始的时间依次记载；另一种是以该年最后使用的年号作为全年的年号，并在相应的月份注明之前的年号变更。 顾宁人认为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首创了这种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的方法，但实际上这种方法更早出现在宋子京的《新唐书》，而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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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古代中国的史书编纂中，不同朝代的历史记录方式有所不同，这反映了当时史家对历史记载方法的不同理解和选择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没有包含“志”的部分，即没有专门记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制度的内容。而沈约在《宋书》中补充了前代所缺失的“志”，显示了他对历史记载完整性的重视。另一方面，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只包含了“纪”和“传”，缺少了“表”和“志”。相比之下，《隋书》的“志”部分则包括了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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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齐书》在立传方面显得较为吝啬，朱买奉命领兵戍守甬城时曾言：“我一子当得官。”当人询问其原因时，他解释道：“若不杀贼，便为贼杀。弱息不为世子，即为孝子。”这意味着如果杀贼则有功封，被贼杀则有恤荫。后来他在守城时与魏军作战，不幸被斩，但其尸身仍据鞍奔回。这样的事迹岂能无传，然而《齐书》仅在《周盘龙传》内附见之。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的防阁，在明帝贼杀诸王时，僧慧欲起义向阙，曰：“此州虽小，孝武尝因之。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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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齐书》在内容的选取上呈现出明显的特点，它大量收录了各种词章文献，如表、诏、疏等，这些内容在书中占据了显著的篇幅。这种编排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的文书风格和政治文化，然而，它也导致了对具体历史事实记录的相对简略。对于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，如明帝对高武子孙的清洗以及临终前对王子的处置等，这些影响深远的政治行为在《齐书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记载。此外，书中还包含了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内容，如诗歌、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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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梁书》在编纂过程中存在多处顺序和内容上的失误。例如，在《武帝郗皇后传》之后，紧接着是简文王皇后的传记，而武帝丁贵嫔和阮修容的传记却出现在王皇后之后。考虑到丁贵嫔是昭明太子和简文帝的母亲，而阮修容是元帝的母亲、简文帝的庶母，这种排列顺序显然不合逻辑。原本的意图可能是先叙述皇后再叙述妃嫔，但在记载了武帝郗皇后之后，应当依照逻辑将丁、阮两位妃嫔的传记紧随其後。此外，既然已经为丁贵嫔和阮修容立传，那么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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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唐朝早期的历史编纂工作中，姚思廉继承了其父姚察的遗志，致力于完成《梁书》和《陈书》的编撰。姚察在陈朝时期就开始了这两部史书的编写工作，但未完成便去世了，之后这一任务交给了思廉。思廉到隋朝后，上报了父亲的遗言，并得到允许继续这项工作。到了唐朝，他又被命令与魏徵等人一起继续修纂这两部史书。为了完成这项任务，思廉广泛采集了包括谢炅、顾野王等人的著作，最终完成了这两部历史书籍。《旧唐书》中提到，思廉在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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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市井这个词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提及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。孟子在《孟子》中提到“在国曰市井之臣”，但注解中并没有详细解释。据《风俗通》记载，市也被称为市井，因为人们到市场上出售商品时，必须先在井边洗净，然后才能进入市场。颜师古则认为，市是交易的地方，井是供人们汲水的地方，两者合起来就是市井。根据《后汉书·循吏传》中的注释引用《春秋井田记》的说法，因为井边设有市场，人们在交易完后就离开，所以称为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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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广武城自古就有两座，分别位于荥阳和晋阳。荥阳的广武，起源于楚汉时期，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曾在此地对峙，并以广武涧为界进行谈判。这个地方因历史事件而著名，根据孟康的注解，荥阳的广武位于敖仓西边的三宝山上。此外，韩王信在逃亡匈奴途中也曾在此地与冒顿谋划攻打汉朝的策略，进一步证实了荥阳广武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。晋阳的广武则出现于《娄敬传》中，娄敬因主张不攻打匈奴而被汉高祖误解为妄言，被械送至晋阳的广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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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孟子》中提到的“五亩之宅”指的是古代中国农村居住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。根据赵岐的注解，这五亩土地中，二亩半位于农田（田）中，另外二亩半位于村落（邑）中。这种解释源自于汉代的《食货志》，其中提到公田内二十亩地被用作建造房屋。而《食货志》的解释可能又是依据《穀梁传》中的描述，即古代的井田制度下，三百步为一里，名为井田，井田共九百亩，其中一百亩为公田，用于建造房屋和种植日常所需如井、灶、葱、韭等。 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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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韦昭在注解古籍《国语》时，广采贾逵、虞翻、唐固等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力求校正精准，成就了一番详尽且精确的学术工作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他的注解中也不免存在若干谬误。 在解读晋文公请求使用隧道葬法一事上，贾逵曾指出，在王的葬礼中，地下挖通道即称之为“隧”。但韦昭的理解则是，这是指天子所辖的六乡六隧地。这种差异在襄王的话语中变得明显，他指出，如果将先王的重物分赐以奖赏私人恩德，或是叔父能更改姓氏与朝制以备百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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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杜预在注解《左传》时，可谓是集诸家之长。其工作不仅在地名、人名的考据上见精见细，对于书写方法、谱系传承也引证确凿，就连看似微不足道的日期细节，也通过精确的历法逆推计算，无一遗漏。例如，在《左传》中提到的隐公十年春二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中丘的事件中，杜预通过详细推算，指出经传所记月份的误差。此外，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的记载，也被他以“十一月无壬申日”勘误。同样，襄公二年六月庚辰郑伯睔卒的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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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在古代文献中，“夏屋”一词经历了多重解读与演变。最初，《诗经》中的“夏屋渠渠”被诠释为一种丰盛的饮食准备，其中“夏屋”指代大型器具，而“渠渠”则表达了殷勤的态度，这一解读凸显了对宾客的热情款待，而非指向实际的建筑结构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对“夏屋”的理解发生了转变。扬子云在《法言》中提到，只有在风雨考验之后，才能真正领悟“夏屋”的价值，这首次将“夏屋”与建筑相联系。杨用修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观点，引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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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《泰誓》的真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。汉代时期，有一篇《泰誓》流传，内容涉及白鱼入舟、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件，但这些内容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古书中引用的《泰誓》文本中找不到对应。马融因此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，指出其文义浅露，并提到他所见过的书籍中引用的《泰誓》内容都不在这篇《泰誓》之中。尽管如此，自汉代以来，这篇《泰誓》还是广为流传，被众多学者所接受。 直到周隋时期，孔安国《古文尚书》出现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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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大中国游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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